英国北洋水师水兵墓新发现:第六位中国官兵墓碑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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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北洋水师水兵墓新发现:第六位中国官兵墓碑被找到

中秋节前夕,也是甲午战争130周年的纪念日来临之际,英国纽卡斯尔埃斯维克的圣约翰墓园(Elswick, St. John's Cemetery)内发现了一处新的北洋水师人员墓地。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墓碑发现者、杜伦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于嘉睿和英国北部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戚勇强那里了解到,墓主姓甘,男性,卒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葬于农历六月十八日(公历8月7日),据考证系北洋水师文职人员,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六位安葬在圣约翰墓园的北洋水师官兵。

英国纽卡斯尔埃斯维克的圣约翰墓园内新发现的墓碑:“光绪十三年,皇清廪生莲皋甘公之墓,六月十八日立”,经考证为1887年远赴英伦参与接收军舰的北洋水师人员。(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圣约翰墓园此前有五座北洋水师水兵墓广为人知,墓主均为远赴英伦参与接收军舰任务的清朝水兵。1881年与1887年,清政府派遣丁汝昌、邓世昌等人率水师官兵远赴英国纽卡斯尔市阿姆斯特朗造船厂,接收“超勇”“扬威”“致远”和“靖远”四艘巡洋舰,从纽卡斯尔市一路驶回中国,并于1888年12月17日在威海刘公岛成立了北洋水师。在两次接船的过程中,山东登州府荣成县袁培福,安徽庐州府庐江县顾世忠,福建福州府侯官县陈受富、闽县陈成魁、闽县连金源五名水兵因病去世,安葬于圣约翰墓园。1911年海军名将程璧光赴英时曾专程对以上五人的墓碑进行过修缮。2016年,一位英国留学生发现其中三座墓碑倒塌,经澎湃新闻报道后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面向公众进行公开募集,启动水兵墓修缮项目,历时一年半修缮完毕。

1911年(宣统三年)重修后的五人墓碑

倒塌的墓碑在2016年经媒体披露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2019年修缮后的纽卡斯尔北洋水师水兵墓

此次新发现的第六人墓碑长期以来不为人知。据考证,墓主随北洋水师前来纽卡斯尔,参与接收清政府新购的两艘巡洋舰“致远”号和“靖远”号,不幸去世于“靖远”号上。但他的身份与另外五人略有不同,系文职人员,墓碑形制也不一样。

此次新发现的第六人墓碑长期以来不为人知,图为细节

那么,这块墓碑是如何找到的?为什么过去没有被发现?墓主生平如何?其墓碑形制为何不同?是否有其他的北洋水师人员墓存在?澎湃新闻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发现墓碑的于嘉睿和戚勇强,以及中国海军史研究者姜鸣、张黎源。

被遗漏的“第六个人”

在采访中,于嘉睿和戚勇强均表示,事先不知道北洋水师水兵墓还有“第六个人”,但他们都对1880年代北洋水师在英国的活动有长期关注。

于嘉睿的研究方向是中国与英国东北部的交流,他在今年5月研读历史档案时率先发现了这一墓地的购买记录。“我将1881与1887年圣约翰墓园的殡葬档案全部研读一遍后,找到了与另外三处北洋水师水兵(连金源、陈成魁、陈受富)墓地购买时间一致、购买人姓名相同(“Fong Yah Jang”)、笔迹也相似的记录,墓主人姓名登记为‘KAN LIAN KEOA’。”于嘉睿告诉澎湃新闻。他随后联系了英国北部华人企业家协会,与会长戚勇强、韩松等人在墓园中勘察寻访数月,终于在2024年9月找到墓址。

于嘉睿找到的殡葬记录

戚勇强自2016年起参与纽卡斯尔北洋水师水兵墓的调查和修缮。他向澎湃新闻讲述了寻找墓址的曲折过程:“我们根据购买记录上的墓地编号去墓园寻找大致范围。然而因为这一墓碑起初是倒塌的,刻字的一面朝下,重量近一吨,又被杂草紧紧盖住,无法确认文字,加上其形制是方尖碑,和此前的五座水兵墓碑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开始我们无从判断。圣约翰墓园是建于1856年的古老墓园,很多墓年久失修,当地政府会不定期清理破损倒塌的墓碑。这个墓碑即便存在,也有可能因为倒塌毁损而被移走。但我们不想轻易放弃。当时在那个区域反复寻找,就剩这一块面朝下的墓碑了,就抱着一线希望,设法在倒塌的墓碑下方清理出一个空间,用手摸到碑上的刻字是汉字,这才大致确认。随后再请人将沉重的墓碑翻转过来,露出碑文,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未清理和翻转之前的墓碑

为什么此前关于纽卡斯尔北洋水师墓的信息中并未提及还有第六个人?于嘉睿表示,第六个人不是“没有出现在历史记录中”,而是之前“没被找出来”,主要原因是纽卡斯尔北洋水师墓的研究史料较少,进度缓慢,研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学者张黎源著有《泰恩河上的黄龙旗: 阿姆斯特朗公司与中国近代海军》,对北洋水师在英国的情况有深入考察,曾亲身走访水兵墓地。他对澎湃新闻回忆,是在2012-2013年留学英国期间,从一名研究纽卡斯尔造船文化的英国作家笔下知晓北洋水师水兵墓的存在。当时墓地还未重修,也未引起关注,并不好找。墓碑非常特别,其他墓碑朝向西面,这些墓碑与其背向而立,朝向东面,望向故乡。

张黎源对澎湃新闻表示,纽卡斯尔当地报纸对前五位水兵的下葬和墓地都有过详细的报道,当时英国人对中国的丧葬礼仪也充满好奇。但第六名成员的信息确实没有见过,这一发现填补了研究中的空白。他还表示,关于接舰的史料,目前最详细的是余思诒的《楼船日记》,或许可以从中寻找线索。

关于墓主的未解之谜

此次发现的墓碑距离之前发现的五座水兵墓只有几米之遥,碑文为“光绪十三年,皇清廪生莲皋甘公之墓,六月十八日立”,清晰可见。墓碑整体为方尖碑形状,高约一百九十厘米,底部宽约四十厘米,碑身四面中只有一面有字,碑体完整。

新发现的墓碑和前五座墓碑外形不一样,这也导致它多次被寻访者错过。此外,碑上没有另外五座墓碑的“宣统三年重修”字样。碑文的内容也不太一样,比如没有提到籍贯,开头不是“大清故勇”而是“皇清”。戚勇强对澎湃新闻表示,墓碑形制不同的原因目前还不明确,下一步将请教当地的墓葬专家,了解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不同形制的墓碑使用有什么区别。“另外五座墓是1911年清朝海军名将程璧光来英时重修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墓为什么没有与其他水兵墓一起重修。重修之前的墓碑形制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重修后的墓碑是镶嵌式的,不是一体的,这在墓园里并不多见。目前只有一些猜想,还没有找到答案。”

尚待解开的谜团还有墓主的生平。于嘉睿和戚勇强向澎湃新闻表示,目前通过对比中英资料可知墓主是北洋水师的文职人员(员弁),这与前五位墓主的身份有所不同。他为廪生(秀才),是舰上为数不多的文职人员之一,且年过五十,是六人中最年长者。然而他的生平、死因仍未知,姓名则有争议(一说依据英文记录“KAN LIAN KEOA”认为姓名为“甘莲皋”,一说根据中国传统墓志书写习惯认为“莲皋”应为地名)。戚勇强表示,墓主去世时已经五十多岁,很可能在国内有子嗣后代,而且他功名在身,应该会留下一些记录。希望国内的同胞、学者能够留意,以期获得更多生平信息。“我们呼吁福建及其他沿海地区的同胞,如果家谱中有线索可以与我们联系。之所以特别提福建,是因为1887年来的主要是福建沿海的船员。”

历史学者姜鸣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著有《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等专著。他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表示:“学术研究对于北洋海军的了解并未深入到如此细节当中,尽管北洋海军有名录,但一位随军舰出行的秀才,他的身份信息、具体职能我们几乎不清楚。在英国的这些华人和留学生坚持寻找遗址,协助修缮工作,十分令人感动,目前披露的这些信息在中文互联网上扩散以后,也许有望找到逝者在国内的亲属后代。”

墓主的下葬时间接近北洋水师访问纽卡斯尔的尾声。两周后水师离开泰恩河,南下朴次茅斯,与“经远”、“来远”会合后返国。此行由总理接舰事宜的琅威理和时任参将的邓世昌带领,主要目的是接收新舰,并为水师学堂学生提供实习和远航经验的机会。当时接舰部队中有十二名水师学堂学生,他们与舰上官兵一起学习和操练。戚勇强认为,墓主虽年长,但不排除他也参与学习的可能。

北洋水师的欧洲足迹

是否可能有其他的北洋水师水兵墓尚未被发现?戚勇强表示:“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在做相关调查,想把当年北洋水师前来英国接舰的前前后后调查清楚,但是很困难。这次的发现非常难得,是否有其他的水兵墓现在很难说。”

除水兵墓之外,戚勇强、于嘉睿等人持续进行着对北洋水师在英国乃至欧洲的足迹的调查。“我们在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些相关的日记、老照片和往来书信。”据戚勇强介绍,纽卡斯尔的泰恩-威尔档案馆(Tyne & Wear Archives)的馆员向他们展示了一位当地人的日记,里面写道:“今天我要去河边,去船厂,和我新交的几个中国朋友喝酒。”当时的本地民谣里还有这样的句子:“我要请我们的中国朋友吃薯条。”“非常有意思,这说明当年他们在这里不是封闭的,有社交,还交到了英国朋友。”戚勇强说。

纽卡斯尔的泰恩-威尔档案馆中的相关书信

“还有很多珍贵的老照片。”戚勇强向澎湃新闻展示了一些从档案馆拍摄的照片:“比如‘致远舰’和‘靖远舰’下水的时候,很多英国人来看,和邓世昌他们合影。不幸去世的几位水兵下葬的时候,英国人来参加他们的葬礼,也是上了当地新闻的。2018-2019年在泰恩-威尔档案馆还发现了‘致远舰’和‘靖远舰’的动力设计图纸,是百年来首次发现,现在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

泰恩-威尔档案馆馆藏的“致远舰”和“靖远舰”动力设计图纸

泰恩-威尔档案馆馆藏靖远舰照片

泰恩-威尔档案馆馆藏致远舰照片

泰恩-威尔档案馆馆藏致远舰照片。130年前的今天,1894年9月17日的甲午战争黄海海战中,邓世昌等“致远舰”全舰官兵殉难。

“北洋水师水兵墓自修缮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经常有留学生和华人华侨来墓园拜祭,还把照片放到网上。很多人感兴趣,但同时也提了很多问题,不少人对这段历史并不了解。这些海军将士远渡重洋、困难重重,抱了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来到这里,甚至付出生命,是令人敬佩的,值得后人了解和纪念。”戚勇强表示:“当地的英国人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也都很感兴趣,档案馆、市政府都非常热心。圣约翰墓园定期会有公益活动来介绍墓园里的名人,他们知道我们修缮了北洋水师水兵墓之后便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讲解点。英国听众了解了这些墓碑的来历之后,往往会对中国人产生亲切感,‘啊,原来130年前我们就是老朋友了’,他们也会逐渐对中国、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事实上,当时纽卡斯尔的阿姆斯特朗造船厂是全英最大的军火制造商,同时期日本的军舰也是在这里购买的。李鸿章到英国访问时,就住在阿姆斯特朗家。1930年以后造船厂被解散了,纽卡斯尔现在也不再是煤矿城市,北洋水师到访的历史见证了这段城市过往。”戚勇强说。

张黎源亦对澎湃新闻表示,纽卡斯尔当地报刊对北洋海军在当地的生活有诸多记载。“比如他们去剧院看戏,中国军官扇扇子,他们感到新奇,觉得扇扇子是贵妇才会做的事情。水师官兵和英国当地人还举办过运动会,参观过泰恩当地的炮台,回船前夕在船上召开过冷餐会招待当地英国人。”张黎源认为,当前北洋水师研究的一个增长点可能就在于利用欧洲新发现的史料填补空白。除了泰恩-威尔档案有大量阿姆斯特朗造船厂的资料之外,还有伦敦的国立海事博物馆,德国联邦档案馆,都有相关史料。

北洋水师在欧洲还有更多的故事值得探索。戚勇强表示:“他们在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过,还去德国买过船舰,我们希望今后到也这些地方去做深入的研究,将资料整理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