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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尔·科坦(Camille Cottin)身上有着法国女演员特有的魅力。作为因喜剧而被观众认知的演员,她因冒犯观众崭露头角,又在笑声中不动声色地触及人性的深处。如今,已经成为国际电影明星的她,也能在日常生活的街头停下脚步,与陌生人的一个微笑相遇。
对她而言,成为演员并不意味着远离真实。恰恰相反,正是在不断变换的角色之间,她得以确认内心中那些不变的部分:幽默、坦诚,以及对人性的持续好奇。


阔别五年之后,那个女人回来了。
她的思维依旧和脚步一样飞快,魅力与狡黠并存。只是这一次,当卡米尔·科坦饰演的安德丽·马尔泰勒 (Andréa Martel) 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时,她已经不再是 ASK经纪事务所的经纪人,而是一名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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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电视剧《百分之十》(Dix pour cent)第四季已经过去五年,因而当2025年筹拍电影版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卡米尔不是没有迟疑过。但是当她读到剧本时,决定回归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我们要拍。”
尽管如今卡米尔几乎以每年三部电影的频率出现在银幕上,但毫无疑问,《百分之十》中的安德丽是许多观众认识她的起点。这部讲述法国经纪人行业的喜剧于 2015年首播,第一集开场不到五分钟,安德丽的登场就已奠定了人物的节奏:电话声此起彼伏的ASK经纪事务所里,她一边快步穿过办公室,一边向助理交代密集的日程安排,顺手又从同事手中截走一杯咖啡。
行程几乎全面冲突——与制片人的两场午餐约在同一时间,她索性把一场安排在中午十二点,另一场放到下午两点。“我吃两顿。”她对助理说。语气平静,仿佛这是最自然不过的解决方式。
剧情推进不到十分钟,助理已濒临崩溃并选择辞职。安德丽没有试图安抚,也来不及沮丧,只是迅速找到了一位新的助理,又把她直接推入高速的运转之中。
“她被一种强烈的紧迫感驱使。”回忆起十年前这个人物刚出场时的画面,卡米尔这样形容:“急于证明自我、快速行动,在一个严苛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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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人一直是演艺行当的幕后人士,鲜有影视作品把他们的故事搬到前台。更少见的是,一部主流剧集,会让一位酷儿女性成为推动整个故事运转的核心人物。
“安德丽的存在并非仅由这种身份定义,但这确实是她的一部分,而她引领着整个故事。在电视屏幕上为酷儿女性赋予这样的叙事位置,而不是将其作为标签或问题来处理,至今仍让我深感意义非凡。”
法国学术界也很快注意到这个不同寻常的角色。在一本出版于2024年的学术论文集中,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卡米尔·科坦出演的角色,将其置于全球化和后民族的文化谱系中观察,认为卡米尔继承并激活了长期存在的巴黎女性(Parisienne)的形象:自由、性感、精明、自信满满。
但卡米尔从未把这个角色当作某种象征或宣言。“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她真实的人性——她的矛盾、她的能量、她的缺陷。观众之所以在她身上找到了共鸣,并非因为她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她毫不掩饰地做自己。”
《百分之十》拍摄了四季,那个始终高速运转的安德丽,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她开始允许自己展露更多脆弱与疑虑,对权力与野心的态度也悄然转向。卡米尔说,作为演员,长期塑造同一个角色时,很难清晰区分哪些变化来自角色本身,哪些又源于演员自身的成长。
“当你长期诠释一个角色时,个人成长必然会渗透进表演中。”她说,“每一季新的创作,都会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她的选择与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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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数年的拍摄过程,让她与安德丽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亲密感:这个虚构的人物,不再只是被完成的角色,而更像一位并肩前行的同行者。“我最珍视的是,安德丽从未被定型——她始终在变化,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她过去的模样与我逐渐成长的自我之间的持续对话,正是维系这个角色鲜活生命力的源泉。”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她开始意识到,这样一个被长期观看、反复讨论的角色,不仅会在演员身上留下印记,也会影响作为角色塑造者的认知。
“长期塑造一个角色,会让我反思自己的某些特质、某些冲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优点与局限。”她说。尤其是安德丽这个角色,让她更清晰地意识到影像中形象呈现的重要性,以及特定角色所承担的责任。这也强化了她参与那些在人物位置与叙事立意上具有明确指向的项目的意愿。
但卡米尔同时强调,作为演员,她始终非常注重与角色保持清晰的界限。“对我而言,表演是一种循环:你从角色身上汲取养分,而后又将其归还。”


卡米尔·科坦出生在法国,少女时代在伦敦度过。如今她常常热情地回忆起上个世纪90年代的伦敦,怀念那座城市给予年轻人的自由感,并认为自己如今的“朋克时尚”风格,正是那段生活留下的印记。但在十几岁时,她是一个相当害羞的女生,异国生活更加剧了这种特质。
她在去年上映的《错觉而已》(Juste une illusion)中饰演一位十几岁青少年的倾听者。电影围绕少年的自我找寻展开,出演这部分作品,让卡米尔回忆起自己同样没有明确目标的少女时代。
“当时既没有明确的人生轨迹,也没有清晰的抱负目标。如今回望,那些怀疑的时刻至关重要。它们为好奇心、迂回探索和意外邂逅留出了空间,而这些往往比确定性更能塑造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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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度希望自己能进入英国戏剧学校,但现实是,她回到巴黎,在索邦大学学习英语和美国文学——成为演员的愿望始终存在。大学毕业后,卡米尔进入中学任教。对她而言,教书是一种现实选择:这份工作带来了稳定收入,让她在经济拮据的阶段,仍能维持对表演的投入,用有限的资金参与戏剧创作。回望那段教书的岁月,她认为自己从这份看似与演艺毫不相干的职业中获益良多。“教学训练了我清晰表达、快速读懂氛围的能力,也教会我即使毫无头绪,也要佯装游刃有余。”她以一贯的幽默与自嘲补充道:“坦白说,管理课堂,不过是在更严苛的观众面前表演。”
“非同寻常”是人们评价卡米尔演艺生涯时最常用的词。二十多岁时,她一边从事本职工作,一边浇灌着自己的表演梦想。等到她凭借一系列喜剧角色进入公众视野时,已经迈入三十岁。有杂志半带调侃地写道,正因为在三十岁中段才成名,如今的卡米尔·科坦以平均一年三部电影的节奏追赶着“失去的时间”。但回望寂寂无名的岁月,她从未动摇,也未曾彷徨。踏上表演道路之初,她似乎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主角人选,而她认为,这恰恰为自己带来了自由——让她得以摆脱外界的期待,按自己的节奏成长。“我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但从未怀疑过方向。我知道自己渴望表演,渴望探索不同的表演方式,也渴望在时间中慢慢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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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卡米尔·科坦在《巴黎女流氓》(Connasse)中出演了一个刻意令人反感的女性角色。这部采用隐藏摄像方式拍摄的喜剧中,她大声嘲弄店主与路人、不断插队,几乎每一次出场,都会制造冲突与尴尬。之后的电影版中,她甚至爬上白金汉宫的栏杆,试图与哈里王子见面。这样一个冒犯而直接的人物,很快引发了讨论。有观众在观看时感到不适,而在中国的影评网站上,也有人担心,如此过激的行为加上隐藏拍摄的形式,是否会让“卡姐”(中国影迷对卡米尔的昵称)遭遇危险。但更普遍的疑问在于:出演这样一个不讨喜的角色,难道不担心冒犯观众吗?
卡米尔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个角色极端到毫无模糊空间:她就是问题所在。”在她看来,正是这种极端制造了一种必要的距离,而这种距离反而保护了观众。“如果人物稍微收敛,反而会变得令人不安——因为人们可能会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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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角色推向极致之后,尴尬感就从观众身上转移到了角色自身。”她说。正是这种清晰的定位,让她作为演员获得了极大的自由。“我可以彻底投入表演,不需要让角色变得柔和,也不需要为她的行为开脱。”
在弗雷德·卡瓦耶(Fred Cavayé)导演的最新版《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中,她饰演泰纳迪埃夫人,一个在小说中最具攻击性的反面人物之一。她是酒馆老板的妻子,贪婪、残暴、精于算计,对弱者毫不留情。
卡米尔说,在塑造泰纳迪埃夫人时,自己始终铭记雨果的两句名言。“其一是那句著名的描述:‘泰纳迪埃是头母猪,却有着母老虎的眼睛。’这句话本身已经说明了这个人物的暴力、本能和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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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始终伴随创作的线索,则来自雨果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人性深处,既存在使人堕入罪恶的深渊,也存在使人升华至美德的巅峰。”在卡米尔看来,泰纳迪埃夫人正站在这一光谱的极端。因此她并不试图为这个人物作道德辩护,也无意为其行为寻找出口,而是将注意力放在苦难的力量上。“苦难既能催生怪物,亦能在小说其他处孕育伟人,这是雨果世界的震撼力所在。”她所试图呈现的,正是这种并置的张力:不是将泰纳迪埃夫人简单塑造成反派,而是让她作为雨果世界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存在,一个由贫困、暴力与欲望共同推动的怪物。这种对人物和文学作品的理解,显然受益于她早年学习文学的经历。


在过去几年里,《百分之十》被翻拍成英剧和韩剧,法语原版通过BBC和美国平台播出,卡米尔·科坦也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观众的反馈。“电视作品与观众建立的是一种长久的情感纽带,这种联结不会因国界而中断。”她说。来自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却同样真挚的回应,让她深受触动:“这让我意识到,某些情感与职业困境早已超越了语言和背景而普遍存在。这种全球性的喜爱是出乎意料的,但它也让我真正感受到,长篇叙事所具有的能量。”
在电视剧中塑造一个如此动人的角色,无疑是对表演生涯的馈赠,但同时也伴随着风险。尤其是像安德丽这样异常鲜明的形象,难免让人担心演员会因此被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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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以抵抗或对抗的思维模式应对。”她说,“关键在于选择。我时刻警惕避免重复相同的能量、姿态和叙事功能。女性角色往往被迅速贴上标签,譬如强势、犀利、权威。若轻易接受这些标签,便会陷入局限。游走于不同基调、形式和语域之间,是我保持自由的方式。好奇心才是抵御标签化的最佳解药。”
这一差异性体现从她出演的国际制作剧集就可见一斑。《杀死伊芙》(Kill Eve)里,她出演的是剧中的大反派之一、跨国杀手组织的高层海伦娜(Hélène)。
进入国际制作环境,卡米尔最初也曾惴惴不安过,但后来发现,更大的团队、更紧张的节奏、更明确的等级制度背后,作为演员的工作核心并没有变化。“你始终是在为故事服务,为导演的愿景服务,为角色本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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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曝光度和随之而来的期望值。适应国际片场,意味着学会在陌生环境中清楚地定位自己,信任直觉,也接受创作自由需要存在于精确而清晰的框架中。“很多时候,这些限制反而激发了灵感。”她说。
在不同文化和系统之间来回切换的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那些看似特立独行的特质,在国际片场往往能够成为优势,而非障碍。“要成为一种普世的存在,并不需要超越自身的身份。”她说,“恰恰相反,越是扎根于真实的土壤,越能自由地穿梭于不同文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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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国际制作中,即便回到法国电影,她选择的同样是差异鲜明的角色。
在埃马纽埃尔·穆雷(Emmanuel Mouret)执导的《三个朋友》(Trois amies)中,她出演的是片名里三位朋友中的爱丽丝(Alice)。三个女性拥有不同的感情观,表面上看来,她们每个人都呈现着人性的缺点:瑞贝卡(Rebecca)言行冲动,爱丽丝(Alice)自满而又对内心的真实想法后知后觉,琼(Joan)则因走不出对亡夫的愧疚而对新恋情畏手畏脚。卡米尔说,最吸引她的恰恰是这些女性鲜活而矛盾的性格。“她们不是理念或符号,而是被欲望、怀疑、友谊和矛盾驱使的存在。正是这种独特性让影片超越了国界,产生了共鸣。刻画越精准、真诚,越能触及普世情感。”
在《孩子们安好》(Les Enfants vont bien)中,她饰演珍妮(Jeanne),一位刚刚分手、主动选择不做母亲的女性。但她的妹妹突然带着两个孩子来访,随后消失不见,珍妮不得不独自面对两个孩子。这是她与出生于1999年的新生代导演内森·安布罗西尼(Nathan Ambrosioni)的第二次合作。在他们合作的上一部分作品中,卡米尔饰演一位抚养五个孩子的全职母亲。
她也会以玩笑的方式提起这种反差:她的孩子们并不理解,为什么她更常在电影里扮演母亲,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但在她看来,在银幕上饰演不同类型的母亲,用自己的演绎思考母职这一自然而然却非常复杂的工作,显然是演员这一职业的乐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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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员的生活之外,作为巴黎人的卡米尔说自己拥有一份平凡的生活。她的丈夫是建筑师,家里有两个十多岁的孩子,身边的朋友大多来自戏剧圈。日常里,她和其他人一样在城市中穿行,走街串巷,进出剧院与咖啡馆。有时,这样的行走会让她恍惚产生一种错觉。“陌生人在街头向我微笑致意,仿佛置身于歌舞片《柳媚花娇》(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的某个片段之中。”——正是这种短暂而不具名的相遇,让她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