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失去玩笑，甚至警惕玩笑，是当代幽默精神的一大损失，也是公共空间逐渐苍白的一个缩影。
作者｜苏炜
编辑｜詹腾宇
题图｜AFP/CFP
你有多久没开过玩笑了？
今天，开玩笑似乎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一句调侃，一句自嘲，成本越来越高，收益越来越低。一不留神就尴尬冷场，甚至得罪人于无形。开一个妥帖的、精妙的玩笑，难上加难。过去，会说笑的人讨喜，而今，这类人往往惹人讨厌。
因为当代人越来越看重分寸感，玩笑拿捏不好尺度，就显得没轻没重。更年轻的一代人还讲究边界感：“我跟你很熟吗？凭什么要陪你一笑？”
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拉远，无论是萍水相逢、楼上楼下，还是父母亲朋，甚至同床共枕的夫妻，纷纷独立相望、边界分明，距离产生美。在缺乏混沌感的关系里，玩笑总归失去了土壤。
就像绿皮火车时代，两个陌生的旅人偶然坐在一起，谈天说地，随着交流深入，便互相打趣。如果某个话题越界，只要一方咳嗽起身，以拿行李、上厕所、打水泡面等理由走开，另一方立刻就心领神会：这个玩笑不合时宜了。谈话自然终止。
当生活飞速驶入高铁时代，车厢中的玩笑几乎绝迹。人们鱼贯走入车厢，座位空间神圣不可侵犯，戴好耳机隔绝世界，或者倒头就睡熬过旅途。跟邻座聊几句、开个玩笑？简直是天方夜谭。
不知不觉间，失去玩笑，甚至警惕玩笑，是当代幽默精神的一大损失，也是公共空间逐渐苍白的一个缩影。
因为中国人，原本是挺会开玩笑的。
哪里是真正的“幽默之城”？
玩笑开多了，就成了幽默；幽默久了，就有了幽默艺术。而从幽默艺术的角度来看，北京和天津是两座绕不过的城市。
相声诞生于北京，传说中相声的开山鼻祖朱绍文，成名于北京的天桥一带。据说清同治初年，朝廷因为连年国丧而禁止娱乐，活跃于京剧舞台的丑角朱绍文走投无路，于是起艺名“穷不怕”，与弟子“贫有本”“富有根”等开始撂地合说相声。相声也兴旺于天津，甚至深刻影响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几乎成了“津式幽默”的代名词。
（20世纪30年代的天桥。天桥有许多曲艺演出场地，说拉弹唱，京评梆曲。图/北京参事室文史馆）
所谓“京油子，卫嘴子”，北京市民与天津市民在足球联赛的观众席上已较量多年，传为美谈。属于两座城市的玩笑，更加截然不同。
北京城，见惯了历史变迁、风云际会，名声在外的京城出租车司机早有传承，哪怕是普通人的玩笑，也总有家国大事的影子。话剧《窝头会馆》里，大字不识的劳动妇女和邻居吵架：“她信玛丽亚，我信观世音，我能矮她一头不成？她脊梁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还蹲着弥勒佛呢，谁怕谁呀！”大时代里土洋信仰的碰撞可见一斑。
对比之下，天津话少了点慵懒傲然，多了些市井精明。北京人开涮，天津人自黑。用今天流行的概念说，京派玩笑擅长背靠宏大而消解宏大；津派玩笑则更加具体、更加生活，开别人的玩笑，也开自己的玩笑，一来二去，万事万物都没什么可严肃的了。
（天津路牌无疑是“津派玩笑”的鲜活例证，被诸多网友戏称为天津必打卡景点。图/社交媒体截图）
作家刘恒的经典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背景城市是北京，主人公张大民送情敌远赴海外，故作豁达地对着对方的背影挥手：“别了，司徒雷登！”这个酸溜溜的下岗工人，讽刺时也要引用历史名篇。
电影《没事偷着乐》把这个北京胡同里的故事搬到天津，冯巩饰演的张大民成了天津人，张口也是天津话，捧着一碗面去劝说因失恋绝食的女邻居：“世界上最好的就是这饭，饭里最好的就是这面，面里最好的就是这蒜，蒜再好也没你好看——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贫嘴、逗乐、温情，一张嘴一股大蒜味，与那句著名的“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有着异曲同工的生活哲学。
（张大民和妻子的房间中间有一棵不能砍的树，张大民就用塑料布把它围起来。图/《没事偷着乐》）
北京与天津谁更可乐见仁见智，而如果把视角拉高，不局限于某一座城市，就能看到中国人日常生活里的玩笑，从来都裹挟着浓重的地域属性，带着各不相同的方言口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性情，也养一方人的幽默，属于本地的打趣方式天然带着本地生活的烙印。
这恰恰是中式玩笑最驳杂也最富趣味的一面。
玩笑的口音
广袤而寒冷的东北大地，自带一种敞亮、粗粝的烟火气。热乎的、面对面的、松弛的、你来我往的唠嗑填充漫长冬日，唠着唠着，自然生成无穷无尽的玩笑，又造就了东北人骨子里的幽默感。
有人统计，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决赛六名选手中，有五人来自东北，该季十强中东北人占一半。
(来自辽宁铁岭的李雪琴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金句频出”。图/社交媒体截图)
但这份幽默高度依赖熟人语境，至少是依赖人们对这套话语体系的接受默契，一旦缺少信任基础，外向的“损话”很容易被当成冒犯。换句话说，东北玩笑的分寸，藏在人与人的亲近关系里，关系到位是热络打趣，关系生疏就容易越过边界。
视角向南移动，城市生活的密度增加，玩笑的市井气也逐渐浓郁。
(2012年4月15日，无锡体育公园里，老人用捡来的行李箱做成座位，骑三轮车拉着孙子在跑道上玩。图/陈亮)
著名相声演员马志明有一段相声作品《纠纷》，讽刺了两个工人挤在路口，因为自行车轧脚的问题发生争执。被轧到的一方不依不饶，“出口成脏”：“缩你嘞，缩你嘞，推车留点神，你轧我脚了！”推车的人被骂了，当即反唇相讥：“轧你脚了？活该！应当轧你嘴！”
如果没有经历过属于自行车的早高峰，如果不熟悉天津话，自然不能完全体会这段对话的好笑和传神。
民国时期，广东收取“粪溺捐”，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许屁无捐。”城市中苛捐杂税的泛滥，从玩笑里可见一斑。
武汉天气炎热，玩笑也更加火爆。那句歇后语“非洲爸爸跳高——黑（吓）老子一跳”，在武汉话里，“吓”和“黑”同音，“爸爸”等同于武汉人的口头禅“老子”，于是“非洲爸爸”就是“黑老子”，“跳高”对应“一跳”，一口气读下来，带着粗犷的市井口气。
成都街头，随机拦下违章车辆的谭警官，恰好呈现西南人的乐天烂漫——警官不急于说教，先拉家常；违章者也嬉皮笑脸，鸡同鸭讲，精神状态绝佳。在《谭谈交通》中，二仙桥大爷脱口而出“走成华大道”；三轮车上的年轻人一跃而下，展现“腰马合一”……这些不是刻意编排的段子，而是生活化的临场反应，藏着普通人的生计与无奈。
(二仙桥大爷与谭警官的“名场面”。图/谭谈交通)
大江南北的笑语，深深根植于各地的生活之中，随着人口流动、方言式微，一种独属于某地人的开玩笑的默契慢慢消散。方言不仅有特定的音调、特有的词汇，更是来自特定群体的公共记忆，而如今很多人的方言已经退化成只带一点地方音调的普通话，那些承载着趣味的表达，也就随之淡去了。
冒犯与自嘲：我们还开得起玩笑吗？
粗略地划分，中国人的玩笑大概可以分为进攻型和保守型两种。进攻型的玩笑是讽刺，针砭时弊，阴阳怪气；保守型的玩笑是自嘲，以自己的短处作为素材，无伤大雅。
南明弘光时期，人们讽刺朝廷荒淫，流传一首《西江月》：“弓箭不如私荐，人材怎比钱财？吏兵两部挂招牌，文武官员出卖。四镇按兵不举，东奴西寇齐来。虚传阁部过江淮，天子烧刀醉坏。”
辛辣尖刻又朗朗上口，读起来和后世的顺口溜相似。
至于自嘲，相声舞台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可以展现中国人自嘲的分寸：演员可以尽情自嘲，但绝不能拿观众取乐。
（被誉为“天津第一茶馆”的谦祥益文苑客座满堂，许多市民及游客到此喝茶、听相声，感受“曲艺之乡”的文化魅力。图/佟郁/中新社）
2001年，马三立告别演出，指着满台的鲜花：“真花好，纸花咱不要，那是花圈。”他又指着身材高大的主持人赵忠祥说：“他的袜子能给我改个背心。”拿自己开涮，博观众一笑。
不过，“玩笑观”也在不断进化，除了讽刺与自嘲，互联网的普及和脱口秀的兴起也为人们带来了新的视角。脱口秀被认为是“冒犯的艺术”——冒犯观众，冒犯自己，冒犯一切，世间万物无不可以调侃和解构。
因此很难简单判定，今天的中国人究竟是更开得起玩笑，还是更开不起玩笑了。一边是现实生活的严肃、脆弱、泾渭分明，人与熟人之间、与陌生人之间，关系既逼仄又疏离，面对面的调侃常常无法被容忍，因为这样容易引发刺痛而显得无礼。
另一边是线上的狂欢，隔着屏幕，彼此不可见、不相识，一切便都可以拿来打趣，嘲弄某个品牌或者某个品牌的拥趸，挖苦某种职业、某个性别、某样穿搭，或者干脆大开“地图炮”，玩笑由此变得直白、浅陋，失去了精巧的结构和委婉的气质，而成为发泄和狂欢。
这种巨大的落差，也曾催生真实的冲突，每年都有此类案例：人们在线上发生言语争执，互相揶揄嘲讽，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线下约架、斗殴。
理想的玩笑应当具有弹性，它们自然流过日常，为身心提供缓冲。
天津作家冯骥才写过这样一则见闻——在一个繁忙的路口，红灯转绿灯，一个推着自行车的老头几次助跑都没跨上车。眼看马路要堵，岗亭里的交警忍不住说：“要是练车，是不是换个地方？”言下之意是：车技不行，不要干扰交通。
老头一听，当即回怼：“老老实实在罐子里待着吧。”平时躺在罐子里的是蛐蛐，老头抓住交警坐在窄小岗亭里这一点反击，随机应变，把交警揶揄为小虫子。
点到为止，又恰到好处，下一轮红绿灯交替，擦肩而过的一老一少应该再也不会见面，但日后玩味这组对话，仍能让人会心一笑。
玩笑是生活最好的点缀。
